英国皇家学会近日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在国际杂志上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飙升至全球第二名，并有可能在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多产的科研大国。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这将对中国科研水平的国际地位产生突破性的影响，另一些人则批评中国巨大的科研产量背后，是中国学术圈的功利主义。甚至有中国媒体称，中国学者每年提交给国际杂志的科学论文，有90%被退回。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的科研现状？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前美国科学院院长布鲁斯·艾伯茨（Bruce Alberts）和英国《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日前接受了《环球时报》专访。

科学不是比赛，而应是协作

环球时报：皇家学会的报告强调了像中国、巴西、印度和韩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对传统科学大国的挑战与日俱增。有人认为，科学界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意味着新兴世界的崛起。您怎么看？

坎贝尔：让一百种科学之花怒放吧！中国对科学的扶持一直十分强劲，巴西、印度、韩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也都有科学瑰宝。对于科学而言，要紧的东西是创造力，这跟国别无关。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利用好这种创造力，它的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一定会上升。

艾伯茨：科学并不是比赛，而是一个高度协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名科学家的研究都在证实、挑战或者发展其他科学家的发现，从而建立起一个不断升高的全球知识平台，在此平台上，人们可以取得更大进步。因此，全 球科学成就的急剧扩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大好消息，它会提升人们应用科技改 善生存条件的几率。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新研究所涉足的问题，将是欧美国家 鲜有人关注的问题。比如科学家和工程师将越发致力于建设一个可持续的世界 这个重要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怎么去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我期待我们所需要的低成本发明，很多都将来自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研究。

环球时报：欧盟科研与创新的负责人敦促欧洲国家迅速采取行动，与中国进行合作，否则10年后他们将处于被动的位置。您怎么看这种担忧，美国有类似担忧吗？

坎贝尔：中国的科学投资和科学远景让它富于吸引力，任何一国的科学界都乐意与之合作。但我并不觉得在科学方面，整个欧盟很快就会衰落。

艾伯茨：今天的美国跟中国科学家有大量活跃的合作正在进行。其中部分原因是美国有数量庞大的杰出华人科学家，他们跟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但类似合作不应该由自上而下的指令来安排；对科学家自己来说，它们得是有意义的才行。而且，随着科学的演进，这种合作应该有一个形成一解散的过程。

如果欧洲想增加跟中国的合作，它应该支持更多联合科学会议和科学交流，同时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有了中国科学家和欧洲科学家之间的碰撞，才会产生富有成效的合作研究项目。

对论文数量的激励机制会严重阻碍创新

环球时报：皇家学会的报告称中国论文的引用率在过去几年从O上升到4%。您怎么看中国科学论文的质量？有报道称中国学者投给国际杂志的论文中有90%被退回，这是真的吗？

坎贝尔：每个人都想在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这的确很难。但在科学论文的重要性序列上，中国正向上端移动。这不仅能通过NPI（自然杂志发表指数）看出来，还反映在“自然中国”网站上，该网站从包括《自然》出版集团杂志在内的科学文献中集锦了中国最好的研究。几年前，“自然中国”可以轻易地覆盖大多数得以发表的最优秀的论文，但现在，它只能覆盖有限的、经过筛选的研究。

艾伯茨：在《科学》杂志，所有国家提交的论文里都有 90%以上被退回。近年来，第—作者来自中国的论文在《科学》杂志的接受率一直在上升。 2010年在900篇左右这样的论文中，有21篇得以发表。尽管这种接受率远低于我们的平均接受率，但它也许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们更了解何种研究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比如我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大部分研究都发表在像《生物化学期刊》这样的杂志上，我很少向《科学》、《自然》或者《细胞》提交论文。

环球时报：很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鉴于庞大的科研人数和雄厚的国家资助，中国科研产出的爆炸式增长不足为奇；但科学论文的高产出、低质量却暴露出中国学界的功利主义，学者们只关注科学论文的绝对数量，从而取得晋升和政府资助。因此，中国的论文产量并不能说明中国是一个科学强国。您同意吗？

艾伯茨：我们知道，依靠发表论文数量无法有效地衡量科研产出。事实上，首先注重发表论文数量的激励机制会严重阻碍创新。创新对杰出的科学至关重要，真正的创新包含冒险和改变，在研究任何一个冒险性的、新的解决办法时，研究者在最初几年里都不应期望发表论文。衡量科学家的方法跟各个国家的文化有关。中国的科学决策者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一事实。

维持一种富于成效的科学文化十分重要。我会推荐这样一种制度：在每一个研究团体里，如果有人平均一年只有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也应被大家仔细地阅读和评价，这比一个只讲求论文数目的制度要可取得多。在评价科学家时，应该强调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坎贝尔：像NPI这样的指标以及其他文献计量学分析显示，在过去几年，中国对筛选性强的杂志的投稿正在大力增加。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研究在中国的科研产出中的确仍是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但毫无疑问，像吸引中国科研人才回国这样的政策正在刺激中国科学影响力的长足提升。

中国科学领袖应共同探讨如何对科研之路纠偏

环球时报：西方分析人士把相对成功的科学教育看作亚洲国家的重要优势，而中国人则常常怀疑本国的教育体制缺乏创造力。您怎么看？

坎贝尔：在我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中，中国官员都评论过中国的中学里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一些科学家也对来西方实验室里工作的中国科学家说过同样的话。但中国实验室里的确存在一些批判性思维得以高度发挥的地方，我确信这种地方会越来越多。这种乐于批评科学权威和科学前辈的观念与知识传统的精神，是科学进步的根本。科学在中国社会享有颇受欢迎的崇高地位，政府需要保证学生们得到良好的资助。

艾伯茨：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强调改善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需要做出重大改变，在美国，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所谓的科学教育。大体说来，科学教育包括学习过去的几百年里科学家对自然世界运转方式的发现。同样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像一个科学家那样解决问题，使用证据、运用逻辑，真正理解科学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这需要学生们积极探寻，靠死记硬背是学不会的。

环球时报：有人认为，中国在像材料科学这样的应用科学领域领先，但在像物理这样的理论领域缺乏活力。一您怎么看待中国科学的比较优势？

坎贝尔：中国目前最显著的进步可能是在生物领域。一开始强调应用科学，这种策略没什么错。但好的决策者都明白，无论在哪个学科，基础科学都会迅速带来深远的实践效果，因此长远看来，对基础科学的投资也是至关重要的。

艾伯茨：中国在各个科学领域都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所有领域都领先世界。中国在材料科学领域的工作得到广泛认同，这个领域不仅包括应用研究，也包括基础研究。在某一个特别的科学领域，年长的科学家们去敦促一些最有天赋的年轻科学家精益求精，去指导他们、支持他们，将是一个培养比较优势的方法。科学家们会自然而然地彼此竞争，争着做第一个做出重大发现的人。一个国家在研究领域保持一个有高度竞争性的文化，对于它在世界上取得科研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领域的繁荣程度，正取决于该领域科学家们彼此帮助、取得成功的程度。

环球时报：在中国，由于学术腐败案的频繁曝光，有人对于科研发展前景感到悲观。您怎么看待未来中国的科研能力？

艾伯茨：在科学方面，中国无疑还有巨大潜力。政府慷慨地为科研提供资助和设备固然重要，但这还不够。缺乏道德标准会导致学术腐败。中国的科学领袖应该更多地强调让他们的同事坚决保持行为得当，应该一起清楚地探讨科学怎么样就会走偏，走偏了怎么纠正，从而将这些标准传授给年轻的科学家们。

坎贝尔：中国的科学领袖决心要提升这个国家正直、诚实的科学精神——每一个科学国家都需要这么做。但最重要的是，中国要保持对科学的长期、稳定的支持，保持创新的勇力，保持与其他科学国家的公开接触。如果这些政策一直保持下去，中国的科研天才将层出不穷，这个国家也将因此获益。